围绕中心

建设队伍

服务群众

为进一步推动机关文化阵地的建设，引导区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前行的力量，区级机关党工委举办了“以史鉴今、砥砺担当”主题系列文化竞赛活动。活动得到各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踊跃参与，46家党组织报送主题诵读作品68个、主题原创故事63篇、主题征文作品95篇。经过专家组评审，区级机关党工委研究决定，评选出主题诵读作品获奖作品30篇，主题故事作品获奖作品30篇，主题征文获奖作品40篇。

为进一步扩大受众面，让更多的同志从诵读声中找寻信仰之光，从红色故事中挖掘精神之矿，从优秀征文中感悟担当之要，将分为5期推送本次活动一等奖作品，希望能对大家的诵读水平提升、写作能力提高有所帮助。

主题诵读作品一等奖作品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《为祖国而歌》

.区府办

何易贾菁

凌青陈婧

《左权家书》

.区政协办

党支部

郑毅

洪圣婴

主题故事作品一等奖作品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《在西藏上山下乡》

区人大办王胜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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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说的上山下乡，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而是二十多年前我在西藏江孜县工作的一番经历。

和西藏的其他县相比，江孜有宽阔的河谷，充裕的水源，是西藏的主要粮仓。县境内没有大山，但却是小山连着小山，山包接着山包，凡是乡村，都在山里。所以在江孜工作，上山就等于下乡，下乡必须要上山。

年5月到年的5月，我和40多位同志一起，作为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地区工作了三年，我在江孜县任职县委书记。二十多年过去，许多往事的印痕已渐渐淡去，唯独上山下乡的脚步刻在山里田间，抹之不去。

下乡中受到震撼最强烈的一次，是在江热乡的学校。刚到江孜不久，我在县教育局局长土登的陪同下来到江热小学。走进校舍我就惊呆住了：说是教室的土坯房内空空荡荡，没有一张课桌椅，只有土墙上那块有几行粉笔字的黑板，显示着这还算是个课堂。屋里二十多个孩子都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们的面前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箱，学生的课本就摊在小木箱上。班里的老师告诉我，这个小木箱是学生们除了书本、笔以外的重要学习装备，上课时它是课桌，天黑了在上面点一盏酥油灯或一支蜡烛用来照明，睡觉时小木箱就成了孩子们的枕头。

尽管下乡前对学校办学条件的落差有思想准备，但当看到满身土尘坐在冰凉的泥地上的孩子们，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，痛怜之心油然而生。回到县里，我就和在江孜的其他援藏战友商量，把资助教育作为我们上海援藏干部向江孜人民献上的第一份见面礼。“要让江孜的孩子们都能上学，要让他们同上海孩子一样用上课桌椅”，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。我们动用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各种人脉，筹集资金购买了数千套课桌椅，让全县的中小学生都用上了课桌椅。这项工作后来被我们称之为江孜学生的“屁股离地工程”。这项工程决策的萌芽，就来自我的一次下乡。

在江孜上山下乡，最令我惊悚的一次是在乃钦康桑雪山的山麓。乃钦康桑是西藏的名山，电影《红河谷》里神奇壮观的雪崩场面就是在这座雪山上拍摄的。那次是我在热龙乡调研的时候，下村走累了，就在一条河溪旁歇脚休息一下。那天天气晴朗，溪水清清，绿草茵茵，一群群牦牛和绵羊在河溪边悠闲地吃草。突然间，从南边传来一阵异样沉闷的响声，一会儿一股巨大的黑色洪流奔腾而来，一瞬间，原先清澈的溪流变成了黑色的大河，汹涌而下的激流让在溪边的羊群都来不及躲避，被洪水裹挟着冲向下游，连身躯巨大的牦牛在水力的冲击下站立不住，只能随波逐流。

我当时确实受到了惊吓，刚刚缓过神来，正在担心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山崩洪峰？惊魂未定之际，我却发现几个当地的农牧民并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似乎对这样的场景已经司空见惯，他们甚至于对被黑水冲走的牦牛和羊群都不怎么在乎。我受到惊吓的魂魄被他们的镇定自若给安顿住了。果然，黑色洪水持续了几分钟时间后，水流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陪同我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欧珠告诉我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，无从知道黑色洪水的成因。我当时在心里嘀咕：神秘的雪山啊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在热龙乡那样的奇遇当然不会太多，更多的是县境内农牧业生产遭到自然灾害。年8月，江孜南部的卡麦、热龙、龙马等乡突然下了一场大雪，积雪把尚未成熟的青稞、小麦压趴倒伏；的8月，一场雹灾袭击了江孜的部分乡村，密集的冰雹砸折麦秆，把快要成熟的麦穗打到了地上；还是年的夏季，不知道从哪个山坳里窜出来一股洪水，冲进了达孜乡的部分村庄，大水淹没了农民一些土坯房的墙基。遇到这样的灾害，容不得你有丝毫的准备，灾情就是命令，现场就是战场。这样的上山下乡，一把手出现在现场，让处于危难之中的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情能够及时得到安抚，也使我应对灾情和灾后处置有了决策的发言权。

在上山中磨练，在下乡中学习，我渐渐熟悉了江孜的山山水水。每一次的上山下乡，都会对我在江孜的工作带来收益。回忆起来最成功的一次，莫过于我在龙马乡的一次移民搬迁动员。当时江孜境内有一个大的基建项目，叫满拉水利枢纽工程。这个工程是建设一个水库和一个电站，需要拦水筑坝，会淹掉龙马乡的一部分村庄，那儿的村民需要移民。县里根据工程需要，在县城江孜镇附近的江热乡准备了移民安置点，包括新开垦的土地、配套的水利灌溉设施和移民新房。

年6月的一天下午，县里负责移民搬迁工作的副县长边贵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他显得有些窘迫，眼神闪烁不定，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断断续续说清了来意，原来他是来请求我，希望我这个一把手亲自出马，做移民的思想说服工作。他告诉我，龙马乡的农牧民不太愿意搬迁到在江热乡的安置点，有各种顾虑。我很了解边贵，他在当地藏族干部里是一位精明能干、工作勤奋的同志，移民搬迁的许多工作在他主持下一路顺风顺水，这次却专门来请求我出场做工作，看来他确实是遇到困难了。可是，移民搬迁这样的说服工作要直接面对基层的农牧民，连边贵这样土生土长的藏族干部都说不通，我这个上海的“奔布拉”能行吗？

不过这个时候的我，已经在江孜摸爬滚打了两年多，对县情说不上全盘掌握，也已经知之八九。按照与边贵副县长约定的时间，我去了龙马乡。那天上午到达村头，乡里的干部已经把需要移民的一百多农牧民代表都召集了起来。边贵用藏语讲了个开场白，就由我来作移民动员了。和去其他乡村一样，那天我没有带什么讲话稿，说了些什么当场也没有记录，但是至今清晰地记得，我向在场的群众说清了几层主要意思：一是满拉水利枢纽工程是全国人民支援西藏、对全县农牧业生产大为有利的重要工程，龙马乡及全县的老百姓都会受益。二是迁移到江热安置点以后，龙马乡移民的经济收入能够有比较大的提高。我拿其他乡镇农牧业经济结构的情况作对比，用数据来证明以种植业为主、牧业为辅的经济结构能够获得比现在的龙马乡更高的收入。三是县城江孜镇有商业、学校、医院、电视台、文化馆，移民安置点靠近县城，将来在安置点的生活质量肯定能比在山沟里的龙马乡高出一大截……那天我站在太阳底下与农牧民交流了近两个小时，我用普通话说一段，翻译就解释一段。我一边讲，一边注意着在场人的反应。讲着看着，我发现大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。

几天后，边贵带着满脸笑容再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，他告诉我：书记的移民动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，龙马乡需要搬迁的农牧民都高兴地摁了手印签了约，愿意搬到江热乡的安置点去了。

那是在年的6月，那天我在办公室与边贵副县长紧紧握手相庆。

十五年以后的年，我率领闵行区慰问团从拉萨赴江孜，经过羊湖、浪卡子县再到龙马，发现满拉水库已经成为美丽的高原湖，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派的水力发电站矗立在湖边。

时至今日，我和许多当年一起援藏的上海同志都已经退休。每每回忆起在江孜的日子，我总是会想：谢谢西藏，谢谢江孜，此生我没有轮上插队落户，却在江孜经历了上山下乡。

注：作者为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

区委政法委党支部韩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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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初为人母的我，开始从事禁毒工作。转瞬之间，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，孩子也即将开始她的初中生活。

12年，刚好是十二生肖的一轮，古人也称之为“一纪”。还记得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大事件，震惊海内外的“汶川大地震”、瞩目全球的北京奥运会、三鹿奶粉让举国担忧、“神七”飞天太空漫步，国家在天灾人祸中显现出她的脆弱，而百姓则在起起落落中体会着人生的百态：大地震废墟的绝望和来自四面八方守望相助的善良，奥林匹克盛会的欢呼和火炬全球传递过程中的杂音，大头娃娃家庭的痛苦和奶粉行业的严查，迈入宇宙那一步的突破和面临全新挑战的紧张。我们跌入裂谷，然后站在黎明的曙光下；我们疲惫不堪，却也满怀着新生的希望。

身边的同事经常拿着那年的照片，讲述着当时远赴现场支援救灾的情形，他是代表上海前往灾区救援的卫生医疗系统的志愿者。从他的眼中我仿佛感受到受灾受难的人们正在经历着可怕的痛苦，我敬佩他毅然奔赴前线的决绝和勇敢，凭借自己的热情和技艺给灾难中的人们送去天使般的温暖。

我的弟弟告诉我，那年他在上海看过21岁时的梅西踢的奥运会足球比赛。那时他因为太小去不了北京，好在奥运不仅仅属于北京，它也属于上海，奥运会的男子足球小组赛安排在了上海。他观看了、呐喊了，我看到了他的内心的激动和自豪。

那时的我每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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