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金瓶梅》可知,古人于元宵节花费绝不在少,于是在赞赏与民同乐的声音之外也有人认为,应该禁止元宵中的种种民间节庆活动

以现代眼光观察,蔡君谟给百姓点灯硬性规定指标当然不足为训,但这是建立在当地民俗基础之上的,而陈烈的批判则纯属唱道德高调了,因为他没有看到灯的制造和买卖之间所蕴涵的民生意义,这也就是谢在杭所指出的,如点灯、竞渡、游春之类习俗,“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”,看似奢侈浪费,但正好满足了富人寻找逸乐和贫民赖以糊口的双重需求,何必禁之?

查考了一下《金瓶梅》,写到元宵节的远不止一处第14回吴月娘对李瓶儿说:“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市,好不热闹”,可知当时的灯市应有固定的地段,多在城市繁华的大街上,而狮子街是元宵节的来历清河县店铺林立之地,西门家的几个铺面也都设于此处,于是,第15回就有了吴月娘等坐轿到狮子街看灯的内容,“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,当街搭数十座灯架,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,车马轰雷,鳌山耸汉”第42回,西门庆在狮子街“吃了元宵,……吩咐把烟火架抬出去,西门庆与众人在楼上看,……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,须臾点着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,不知其数,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,谁人不来观看?”……

为什么会对一个元宵节花费如此多的笔墨?从文学技巧的角度,这是为了给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景,更好地再现人物另一方面,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脱离时代,而在元宵节中享受人生正是那一时代里真实的世俗生活

“元宵节的由来话说一日,天上元宵,人间灯夕”,《金瓶梅》第24回辟面第一句就让读者对下文充满了期待:西门家的元宵节是个什么样子?

(系湖北杂文家)

近日读书偶然翻到明成祖的一条“圣谕”,“民间放灯,从他饮酒作乐快活,兵马司都不禁”成祖此人我有点厌恶,但这条能体民情的圣谕却让人喜欢,如果没有这条圣谕,哪里还会有西门家的元宵节呢?

没有辜负这种期待他用花团锦簇的文字告诉人们,西门家的元宵节真是极尽了人间世俗的欢乐而从文学作品本身来看,在描绘这种欢乐时之所以大肆铺陈,与题旨实则紧密相联,因为主人公西门庆正处在官场和商海的上升期,要写出他的身份,传递他的心思,非烈火烹油不可明人谢在杭所撰《五杂组》是明代较有名的笔记著作,其中一则元宵节的来历说到福建上元节(即元宵节)灯市之盛,“蔡君谟守福州,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,书其上云:‘富家一盏灯,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,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,犹恨笙歌无妙曲’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,何尝以为哭也?烈,莆田人莆中上元,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,何曾见父子流离耶?大抵习俗所尚,不必强之如竞渡、游春之类,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,以度贫民之糊口,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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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不要与民同乐,这是传统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大题目;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,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,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

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,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,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

在传统中国,元宵节的由来岁时节令里最为人看重者,首为除夕,其次恐怕当属元宵由于唐代以来已有正月十五观灯的风俗,元宵节又谓之“灯节”唐人所著的《明皇杂录》记载,唐玄宗在东都洛阳,“遇正月望后,移仗上阳宫,大陈灯影,设庭燎,自禁中至于殿庭,皆设蜡炬,连属不绝”,宋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,“正月十五日元宵,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,开封府绞缚山棚,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,奇术异能,歌舞百戏”这两个史料很有意思,一为皇帝,一为百姓,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到了元宵节这个具体的场景,在“找乐”这个主题之外,实际上已无甚区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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